创新要有高浓度、高频度、高密度的互动 | 激活创新源头：政府不可或缺的担当
周其仁：创新要有高浓度、高频度、高密度的互动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财经国家周刊
8月30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2017中国未来经济论坛在杭州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本次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新经济这个“新”，它不会从天而来，它是创出来的。中文中的“创新”，有行动的意思。中国创新这个口号已经非常响了，但还需要我们实业界、产业界、投资界，真正把创新当一回事！
1.中国的内外部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创新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创新使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在封闭当中完成了高速增长，而是在开放当中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什么叫开放？刚才有嘉宾讲到，首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发达国家战后发展得比较好，资本积累、技术积累、知识积累雄厚。我们过去关起门来吃亏，邓小平同志重要的转变就是把封闭变成开放。
这一开放，资本、金融就会来。它来也不是因为想做好人好事，因为它有经济规律。一个经济如果拥有的资本越多，资本的回报率相对就会低。这个资本如果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就这么一个道理。但你不开放，它来不了。
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愿意学习的人民。结合了资本、技术，同时有一个全球的市场，中国经济就开始高速增长。出口导向的增长，这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没有的因素。30年平均10%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
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很富的经济，富经济就是资本多、人口少。穷经济就是人口多，资本很少。资本少，生产力就低。资本多，生产力就高。中间如果有一道墙，冷战形成的墙不通，那富就过富的日子，穷就过穷的日子。把这个墙拆掉，打通之后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资本打通了，那谁得利更多，谁可能会吃点亏？我的分析是这样的现在看富国，富国当然得利。因为它原来的资本有更多全球的劳动者来用它，相对稀缺程度提高了，所以华尔街发大财是有道理的。
硅谷的技术也发大财。原来也就一、二亿人口用它的高技术，中国、印度一开放，人民生活改善也要用它的技术，市场大大扩大。
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相对不高，尤其和华尔街、硅谷比，他们会有挫折感，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大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基尼系数是收缩的，社会呈一个“橄榄型”，中产阶级的量越来越大。全球化以来，美国的两极分化加大了，国内矛盾尖锐化。
我们再来看看贫穷的国家，他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增加了劳动者打工的机会。在所有中国落后地区的人口当中，谁靠资本近一点，谁靠技术近一点，谁靠国际市场近一点，这些人口富得就更快一些。我们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也有两极化的趋势，需要社会统一支持、扶贫，需要政策来弥补。
从全球化整体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但是提高到一定速度，持续到30年，尤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产生的新矛盾让这个模式难以持续。
来看国内，我们杀进全球市场主要靠成本优势，因为原来是低成本，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要素也便宜，便宜就是竞争力。问题是经济规律是成本曲线，先降后升。仅有温州模式的时候，全国农村劳动力充足，招工人他就会来，工资也涨不了。但是苏南模式、广东模式出现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发展在蔓延，大家都在办厂招人，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就没了。大概从2000年开始，成本曲线开始往上升。更迅速上升的是税收、土地出让金、政府开支。
中国的内部、外部都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2.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
今天的局面，笼统讲就是“三明治”的结构，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到今天我们还难和它平起平坐。它有知识的积累、技术的积累，有独到性的优势，它设计的东西全球需要。斯隆商学院的校训是：经济竞争是两件事情，要么与众不同，要么成本领先，这两种办法可以使其活下来。
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不显著。出路在什么地方？节约成本，经济上去，大家收入提高，倒过来就是成本上升。现在经济增长不就是谋大家的收入提高，我收入高了反过来就是成本高了。明年我再投入到经济过程当中，成本就高了。这么说起来，经济到最后是很忧虑的，前景是不妙的。
不能永远用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东西，是混不下去的。创新变革不是说锦上添花的事，高兴就做一点，不高兴就不做。对中国高速增长，30年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创新驱动把成本的特性改变，那会重新陷入一种困境。
看看发达国家今天的困难，我去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顺便看了美国很多老工业基地，当年这些工厂如何辉煌，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钢板是这个厂提供的，而今天锈成了一摊乱七八糟。它的解决办法就是锈袋变成脑袋，通过脑力开发新产品，新想法，重新到利用资源的新方式。美国也在转型，如果没有创新，美国所有的成就最后都会变成发展的障碍。
我们来讨论创新到底什么含义。没有创新，经济很可能变得很平庸，全世界多数时候经济都很平庸。所谓平庸，也许会有点增长，人口也增加了，但人均没有显著的增加。这叫周而复始的经济，最早是熊彼特1936年提出来的。突破这个平庸，让经济不平庸，那就是要创新，或者改变产品，引进新产品。或者把已有产品的品质、功能改变，或者引入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开辟新的市场。然后新材料，刚才有嘉宾讲到新的原料，新的材料，商业模式，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如果没有引进这些东西，经济一定会平庸化，走不动了。
人都有想法，但是有些想法会对经济的增长有革命性的影响。我去年10月去看德国工业4.0，第一站到汉诺威。正好赶上他们伟大的学者莱布尼茨去世300年，汉诺威大学开展很多活动纪念这位学者。莱布尼茨当年说重复计算这种工作不应该是人干的工作，应让机器干。一下子让我重新理解工业革命的所有意思。机器替代人不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说劳动力贵了，机器自然就会出来替代人。人是万物之灵。人要解放头脑，不断有新想法，创造新的生产力，这是经济增长的本源。
对人本身的认知非常重要，这有一个历史过程。新的发现会带来新的发明，新的发明会带来新的产品，会带来新的利用资源的方式，就可以带来经济进步。
3.创新要有高浓度、高频度、高密度的互动
想法真正变成创新的行动，改造世界，难度还不小。因为很多想法会自生自灭，禁不起打磨，要变成产品得不到资源。
在什么条件下，想法可以转成创新的行动？有一个比喻，需要一锅浓汤。大家看看创新在全球的分布就在几个地方：美国的硅谷、波士顿，亚洲中国。想法变成产品，变成产业，这条路是非常长的。
我们去硅谷，去MIT看，发现创新的形态改变了。大学、国家研究中心、实验室、国防部订单，还有无数的公司、银行资本、创投基金、法律服务，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具备这些要素。但是差别在于浓度和密度，不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高度聚集，它很难成气侯。很多想法最后就变成笑话了。
非得高浓度、高频度、高密度的互动，一个成就鼓舞另一个成就，才能发生连锁反应。敢想，要脚踏实地做。一轮一轮，一个模型一个模型改，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中国现在一些风险资本投进去了，不能等人家成为潮流才去跟，要在它中途困难的时候就下手。
什么叫科技创新？针对现有的问题和痛点，采用一个新的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比北京还要小， 800万人，差不多是1/3的北京人口，有7千家Start Up Firms。我到了那里，才发现硅谷很多厉害的技术都是来自于特拉维夫研究中心。别人已经有的东西，他们不干，还有一批人专门挑战新的东西。以色列没有什么资源，一半是沙漠地带，但高科技产品、蔬菜瓜果，甚至淡水都要出口欧洲。人均3.5万美元，靠的是生产体积很小，附加价值很高的产品。
4.从想法变成产业，有两条路可以走
认真研究创新，怎么从想法、应用新原理，克服技术困难，变成产品、变成产业，扭转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由于高速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我们研究发现有两条路，第一，从产品出发。然后去找关键技术，技术遇到难点最后有没有新的原理可以解决问题。第二，从原理出发，新的发现出发，倒过来看有没有技术可以帮它落地，最后做成产品进入市场。
经济活动中大多数是从底下往上爬的，有需求，有痛点，大家都想解决却解决不了。这里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往上爬，锦上添花。好中加好，优中加优。那些奢侈品磨炼出来的工艺精细，一旦条件成熟可以变成大众可以享受的东西。过去日本、欧洲传统就是做高端好产品的国家。奢侈品公司为什么多是法国的？因为路易十四允许给皇家供货的匠人自己开店，使得很多好的鞋包、服装、餐饮留了下来。
第二种是生产大众可及的产品与服务，比如吉利剃刀、福特模式和中国制造。美国那一代企业家的贡献以福特为代表。汽车在之前都是非常有钱人才能享用的。他的理念是工人也能买汽车，大批量制造，流水线就是他发明的。每辆车单位成本迅速降低，逐渐吸引了大市场。当代的商业就是从顶级的享受当中选一些产品出来，用大规模制造的技术变成普通人可以享受的。
我的看法是在美国企业家之外，接下来就是中国的产业界。中国要从杀价变成比拼品质，有很大的增长机会。比如小米。雷军仿效的是乔布斯，对产品有无限的要求，总部最近要启用无限循环，永远不满意，永远发现问题找对策，再发现问题再找对策。天下的消费者还没有说出来需求，他就在工厂里提出来，不依不饶。苹果机那块玻璃是他最先提的要求，不管口袋里有刀有石头，有指甲刀，磨不坏。
5.创新真正落地，要有全面的社会知识
创新不光是技术能解决的，真正要落地要有全面的社会知识，要懂法律、人心、偏好、舆论、政治。即使一个天才技术人员提出想法，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社会和经济上最后可行。
创新是上三拳、下三拳，左三路、右三路，都要打通绝不容易。要用好多动力，复合起来推进创新，有很多发明、应用，坚持、妥协、改进，承担创新任务的这些公司和人比一般的竞争要求更高。
今年新发布全球创新支出，中国大陆挺进到22位，香港排名16。今年有一个新的排位办法。创新不是以国家，而是以集群为单位。在全球前100个创新集群中，最密集的集群是东京和横滨地区，其次是深圳和香港地区，第三位是美国的圣荷西—旧金山地区(硅谷地区)集群。
创新很重要，经济的发展最后是创新主导的。不能因为经济学家说它重要，政府说它重要，创新就会自动发生。创新要不能发生，经济就会被卡住。
从行为角度看，创新来源于想法，但它不是一个点子就行，最后它要成于行动。它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用新的资源组织方式来满足经济的要求。它从一个个想法、点子、猜测，中间包括发现原理、寻找应用、发明技术、反复试错、制成产品、形成产业，然后为社会所接受和普及。
承担创新的组织既不是整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大组织，而是一个集群。就是那些有想法、愿意承担创新的人高密度聚到一起。现在先进公司内部的组织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弥漫着支持、肯定、鼓舞创新的氛围。它要有密度和浓度来支持，就像生命不是在哪里都可以发生的。生物学家是说在一锅浓汤里产生的，从无到有。想法也是从无到有，能成长起来。
中国13亿人想法肯定不少，问题是怎么聚焦，怎么凝聚，怎么增加厚度的质量。我们也有大学、研究所、国防巨大的需求，更有5万亿美元巨大的消费市场支持。这些条件都不缺，这么多创新公司，一代代的新大学生、研究生投入到经济中，以此来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激活创新源头：政府不可或缺的担当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ID:tbr2013）
作者：马浩
【编者按】纵观历史，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相关的研究。马浩教授认为政府不一定要直接亲自参与众多的研发项目或者开发过程，但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资金承诺和政策支持不可或缺。
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鼓励创新的？在激活创新源头时，政府又有哪些具体的责任？要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请看下文的精彩解读。
迈克·波特教授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诺基亚的案例，其中引用了某个人物的说辞：如果你想在硅谷创业，你打开你家车库，一群VC蜂拥而至；如果你在芬兰想创业，你打开你家车库，三尺积雪封门！言下之意，硅谷是创业的天堂，各种创业要素云集：无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众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天使、风投、私募等各类投资机构，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和研发机构，律师、咨询、创业辅导和孵化器等各种专业服务。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生态系统，遍布着各种创业平台，充满了无数创新通道。硅谷成为了各国创客举首仰慕和津津乐道的榜样圣地。
中国的创客们对硅谷的崇拜和追捧更是直截了当、立杆见影。所谓的C2C（复制到中国，Copyto China），就是全面盯准硅谷，快速拿来中国，广泛模仿复制，以期后来居上。
一众人等在对硅谷青睐艳羡和赞叹钦慕的同时，往往也会捶胸顿足、愤世嫉俗一番：你看人家美国的创新多有活力，哪像我们这里，到处碰壁受阻、横遭掣肘。你听说过美国硅谷有什么发改委之类的机构么？如此云云。毫无疑问，民间基层的创意，资本势力的推动，市场机制的作用，生态系统的便利，为硅谷创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政府的规制和协调，确实没有像中国发改委或者日本通产省对待产业规划那样全面和直接。在对创业者提供基本的产权和法律保障之外，政府的作用在硅谷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难以察觉。在没有所谓发改委的硅谷，政府果真那么悄然无为么？民间基层的创新跟政府的作为真的没有任何干系么？创新是纯粹自发的市场行为么？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试想，如果没有各类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硅谷创新的技术基础来自哪里？几个技术天才或者商业天才在自家车库里凭空臆想就能成功创业么？
纵观历史，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相关的研究。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多种技术领域之发明与突破背后的基础研究，还有包括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和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已经影响至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之最早雏形（ARPANET）等，都与美国政府（国防部，能源部，海军研究署，航天航空总署等部门）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军事研究项目密不可分。类似硅谷的地区和相应的各种机构，不过是在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硅谷创业便将缺乏源头活水，盛世难再，举步维艰。
1.元技术创新乃是美国商业创新的源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基于基础研究的元技术创新乃是美国各个领域里商业创新的源头。以硅谷为例，斯坦福大学的微电子研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高能物理研究，甫自二战之前就一直得到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持。硅谷的其它重要研究机构还包括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利佛莫（LawrenceLivermore）国家实验室。在2000-2010年间，前者直接催生了30多家新创企业。惠普等高科技公司在其早期的发家历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惠于军方研发项目的支持。在太空研究领域，硅谷亦是受惠于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著名军火商洛克希德公司的导弹和太空业务部曾经是硅谷最大的雇主。当然，像施乐公司PARC那样的企业研发机构也对硅谷创新贡献卓著，比如PARC在个人计算机方面诸多基础应用技术的发明。
除了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区域以及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区”也都是以基础研究和元技术驱动商业创新的典范。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们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所创办的企业遍及波士顿市西部的128号公路两旁。作为一家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70%的研究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的各种资助。
同样，北卡的研究三角区也是由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的高科技公司坐镇主导。广泛接受政府研究项目资助的杜克大学和教堂山北卡大学提供了超强的智力集聚。IBM和思科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著名的医药企业葛兰素等共同增强了该区域研发与创新的商业氛围。
说到所谓的三角，有这样一种说法：军方等政府机构，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及承担政府项目的相关企业，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创业和创新的“铁三角”。无论是在硅谷、波士顿、北卡，还是其它区域，这种铁三角所催生的元技术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创业者提供了源头活水。企业家和新创企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各种元技术在不同产业领域内进行创造性地商业化应用和扩散推广。
2.投资基础研究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难以替代
针对创新，美国联邦政府的远见在于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和持续承诺。迫于生存和盈利的压力，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具有足够的激励以及资金实力去投资或致力于进行那些风险极高但可能具有突破性贡献的基础研究。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在短期内通常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并且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投入。只有政府有这样的实力、权威和必要的耐心（基于国家的长久根本利益）来主导这样的研究项目。
因此，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在全球各国政府中做出了表率作用。在1990至2011年的20多年间，在所有对基础研究资助来源的总资助额中，联邦政府的资助份额高达50-60%（参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的政府资助力度略有下降。因此，美国政府的作为，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毕竟，把本应由政府主导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推卸给任何企业和机构，都可能会由于短期业绩指标的压力和缺乏规模经济等原因而减损其有效性。
政府政策应该鼓励技术创新的商业化
其次，政府不但要积极投资基础研究，而且要通过其各种政策去敦促技术的商业化传播，增进其外部性收益，使得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曾修改相关的专利和商标法规，使得大学可以获取技术专利，即使这些专利所基于的技术研究来自于政府的资助。这种政策，使得私人资本可以更加有效地进入技术创新领域，与大学和相关人员合作，加快和拓展技术创新商业化的进程。政府慷慨出资资助，而又通常不直接参与研究项目，不坚持拥有研究结果的所有权，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无论你是在硅谷创业的斯坦福教授还是活跃于波士顿128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创业人员，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加上知识产权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的保障，你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投入到基础研究的商业化应用，而不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吞“集体知识产权”的罪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借鉴和改进，无疑将极大地刺激高校研发人员的创业激情。如此，中关村才能更像创新辈出的硅谷，而不是现在到处充斥着等待拉货之小面包车的大卖场。
支持基础研究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回到我们开篇面临的问题，为什么硅谷或者波士顿能够持续创新？显而意见，无论是谷歌还是Facebook，它们的成功崛起，有赖于新的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而不只是在现有技术和产品上的改进。日本企业，在20世纪后半程火了好一阵子，但后来很多当红企业逐渐淡出主流，或者从消费者产品市场转战B2B市场。比如索尼，因缺乏风靡全球的明星产品而风光不再。韩国企业，在过去的20年间也是突飞猛进，现在似乎也遇到创新瓶颈。比如三星电子，销售额超过了GE、苹果、飞利浦等所有对标对手，前面没人可以学习和赶超了，该自己解决所谓从零到一的问题了，而不只是从一到N的改进、拓展和推广了。而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所倚重的开发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很难从根本上应对基础研究要解决的从零到一的原创问题。三星现在大力推进它在硅谷的出现和作为，并不只是看中那里的车库，而主要是那里集聚的由基础研究所创造的元技术和潜在的可以规模化（scalable）的应用技术创新。
日韩企业之后，中国即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与日韩企业竞争，看谁从硅谷拷贝的快。我们的国内市场容量是日韩企业在各自本国市场望尘莫及的。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应该不差于日韩企业。中国游客到日本购买马桶盖儿的问题好解决。技术好复制，有顾客愿意付高价，有厂家愿意认真做就行了。即使是像高铁那样的应用技术整合创新的问题，我们也能搞定。
然而，在大国崛起的进程中，涉及到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需要长期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技术源头上创新的领域，就不是可以很快赶超的节奏。需要积淀，需要坚持。这种耐心的积淀和坚持，正是政府需要担当的。没有捷径。没有替代。过去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是纯粹商业逻辑。人家不卖给你怎么办？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记得巴统协议么？！这是国家战略逻辑。
3.结论
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最近获得诺奖的当年青蒿素项目，都是在科技领域里由政府主导集中精力办大事儿的精彩案例。这是政府积极作为的表现。虽然它们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为，但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或者激励作用。如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并不一定要直接亲自参与众多的研发项目或者开发过程。大学、科研机构、智库、企业等多种参与者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资金承诺和政策支持不可或缺。否则，全民创新和万众创业只能是在流通领域内折腾，不可能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上对世界有所贡献。说白了，大学生创业开网店，或者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卖煎饼果子、肉夹馍或者酸辣粉跟硅谷没什么大干系。
最近，在2015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球工程类大学的排名中，清华大学一举超越麻省理工学院，高居全球第一。该排名主要看重各个大学在全球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无论是清华、浙大还是哈工大，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是有了，但我们论文的被引用率却远远低于美国顶尖的大学。在学术领域，论文引用率越高，越说明是原创或者是关键贡献，类似于本文所一再强调的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不懈的坚持，不断提升我们的原创力。有了足够的量，总会有一些质的突破的。浪费肯定是有的，这是必要的代价。因为源头创新这一关无法逃避。
政府要有远见，要有耐心。学界要有自律，要有自尊。创业者和企业家要能折腾，快速将技术潜能转化成商业应用。
4.基础研究与元技术创新：美国的经历
海军研究实验室
两次世界大战中，与军工用途相关的技术发明和应用带动了美国多个行业的创新和发展。1915年，发明家爱迪生谏言美国政府，呼吁成立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来统一规划重大军工课题和海事技术研究，从而节省成本并提高效率。
1923年，美国政府的“海军研究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成立，主要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服务，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等重要研发领域。它关于潜艇动力的原子能研究起始于1939年。在其后直至二战结束的6年里，它对铀技术的研究为曼哈顿计划和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起到重要作用。海军研究实验室也曾经是美国太空技术领域至关重要的研究基地。它在人造卫星的设计、制造和发射方面的贡献促成了1958年1月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号”的成功升空。
如今，该实验室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科学、海事地理、海洋气象、海洋声学、高级无线电、检测与感应技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定向能技术、电子战争技术等。这里的许多技术发明后来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各个相关产业的主流应用技术，影响远远超越其军事用途，比如该实验室在1920年代发明的现代雷达技术在众多的通讯与监测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复合润滑剂的研究从军用航空惠及整个民用航空业。该实验室两位科学家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用X光衍射技术分析晶体结构，使得制药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对物质成分进行分析。它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突破，也对现代IT行业深具影响。比如，“洋葱路由”，已经成为当代网络匿名沟通的技术标准。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二战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军方研究机构迅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那就是1958年2月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在1958至1965年之间，该机构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与国防息息相关的太空、弹道导弹和原子能技术。同时，该机构还资助了大量的计算技术、行为科学以及材料科学的研究，在雷达、红外线感应、X射线和嘎玛射线探测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ARPA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合作，推动了全球定位系统的研究，为现代的GPS技术打下了早期基础。1970年代，ARPA更名“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与麻省理工学院、贝尔实验室和通用电气等机构的合作，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DAPRA还资助了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机器人和超媒体（hypermedia）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自1980年代，航天技术、卫星技术以及潜艇技术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最近几年，DARPA的研究项目开始瞄准星际旅行。也许，这个机构最为著名的成就和贡献是它的ARPANET促成了Internet的诞生。没有DARPA的早期探索和支持，如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也许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能源部国家实验室
美国能源部是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最为令人瞩目的大概是其遍布全国各地的“国家实验室”（National Labs）。比如， 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曾经在二战期间由于执行曼哈顿计划而成立，由奥本海默执掌。出于保密的原因，它坐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这些著名的实验室构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体系。美国能源部给这些国家实验室的资助将近一半用于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有的国家实验室由民间企业代为管理，比如坐落在田纳西州的Oak Ridge国家实验室。有的则由研究性大学托管，比如上述的Los Alamos主要属于伯克利。可以说，国家实验室的存在，也是代表和见证军方、学界和企业“创新铁三角”的生力军。
非军方政府机构
除了军方对研发的直接主导和参与，美国政府也着意于重大技术研发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1958年，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同年成立的美国航空航天总署（NASA）便相对淡化军方色彩，强调其民用意图。从阿波罗登月计划到太空站和航天飞机，NASA推动了与太空技术相关的一系列行业的技术研发与应用。1950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成为军方之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它对大学等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的赞助占整个联邦政府该类赞助的大约20%。2015年，NSF的整个预算是73.44亿美元。而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健康研究署（NIH）则致力于对医疗研究的资助，其2015年预算达到300亿美元。
企业研发机构与智库
除了国家实验室之外，美国政府也积极资助私营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比如，当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著名的的贝尔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曾经被公认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创新的典范。这家实验室先后出过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技术创新影响了诸多行业的发展，比如在这里发明的晶体管、燃气激光、Unix系统，C和C++编程语言等。
另外，一些智库机构也能得到政府的研究资助。比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原来曾是军用飞机制造商Douglas公司的实验室，后来独立成为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智库。兰德公司在冷战期间对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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